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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忆童年

【 发布时间:2016-05-07 】

  2011年春节(大年三十)是星期二,要正常上班,真扫兴,不能一早起来就看春节晚会了。这是来美国的第六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怀念中国的春节,特别是童年时在农村度过的那些永生难忘的春节。

  黑龙江的冬天真冷啊,早晨起床时赖在炕上不愿穿衣服,因为冰凉的衣裳穿在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热乎乎的身上,实在太痛苦了。多数情况下妈妈会在她起床后把我的和弟弟的棉衣棉裤焐在她的被窝里,这样我们起床穿衣时就不那么冷了。但最好的还是过年那几天,妈妈很早就会在屋里扒起两个大火盆,到我们起床时,屋里早已热乎乎的了——已是浓浓的过年气氛啊。

  其实,从离过年还有几个星期起,这种气氛就开始了。进入腊月,家境好点的就开始杀年猪。杀猪那天就像过节一样,一家人忙里忙外,脸上带着喜悦。那时讲究的是谁家杀的猪“膘厚”,就是肥肉多。膘越厚,大人越觉得有面子;如果谁家杀的猪都是瘦肉,大人们就会暗暗地唉声叹气,孩子们的情绪也会受影响。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名叫张宝堂的杀猪师父,五十多岁,瘦高个、黑红脸。我家不是每年都杀年猪,但只要杀年猪,都是请他操办。他不但会杀猪,还擅长做各种杀猪菜,特别是灌血肠。杀一口年猪,一般从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到傍晚时,全家老小、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连同杀猪师父一块,坐在炕上大吃一顿猪肉。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猪肉真香啊。

  过了腊八,父母总会想尽办法给孩子们做几件新衣裳。其实,我家由于孩子多,生活困难,童年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买现成的新衣裳的经历,最多也就是妈妈仔细盘算之后买几块蓝色或者黑色的布,自己给我们做几件新棉袄、棉裤什么的。新衣裳做好后是舍不得马上穿的,一定要等到过年。但是,从妈妈拿出做好的新衣裳让我们试的时刻开始,就越来越急不可耐地等着过年了。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妈妈就要忙着蒸粘豆包了;与此同时,爸爸会领着我们打扫卫生。说是打扫卫生,其实主要就是用报纸糊墙和棚。在我家住的那个小村子里,我父亲大概是唯一的读过书的成年人;因此村里订的唯一一份报纸(记得是人民日报),最后就都存在了我们家。到年底,这些报纸就派上了用场。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下,有的负责抹浆糊、有的负责运送、有的负责往墙上或者棚上粘。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大声朗诵报纸上的新闻标题。糊完了棚和墙,我们就可以开始一项新的游戏了:由一个人先在满屋四壁的报纸中找出一句话(一般是某段文章的标题),然后其余的人开始找,看谁先找到。

  在离大年三十还有三四天的时候,妈妈或者爸爸要带我们去一趟当地的供销社买一些年货。说是年货,其实大概不外乎以下几样东西:一两斤豆油,二三斤糖块、七八斤冻梨(那种黑黑的皮,上面还有细细的白色斑点),几斤冻柿子,几斤青苹果,两斤绵白糖……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全家八口人,想想看,吃到每个人嘴里,能有多少呢?然而,这些东西仍然成了我们几乎全部的、充满渴望的急切的企盼。这些东西要等到年三十上午,由妈妈端出来。苹果和糖块是要分的,越小的孩子会分得越多一点,但平均每个孩子也就不超过二十块糖、二三个小苹果。这二十块糖是迟迟舍不得吃的,过了初五、十五,大家会拿出来比一比看谁剩的多;记得有一年已经过了二月二了,小姐姐的糖居然还没吃完,把我和弟弟羡慕死了。当然,这种时候小姐姐会分一点给我们俩的。

  除了上面这几样吃的东西,爸爸妈妈还会买两包蜡烛,一挂小鞭(小鞭炮)和几张红纸。家里平时点煤油灯,只有过年时能点几天蜡烛。小鞭一般是买一小挂最小号的,大约一二百个穿成一串。因为少,舍不得成串一次放完,因此都拆成散的,由我和弟弟保存,放时每次只点一个。就是这样,这一串小鞭也很快就放完了。家境好的人家买的多些,并且成串地放,这时我们就在旁边看,为的是捡到几个哑火的小鞭。这些哑火的小鞭,有的是捻子没燃到头就熄火了,有的则是捻子掉了。不管是怎样的情况,我们都会把这些捡来的小鞭拿回家,还有一点捻子的,就正常放;没有了捻子的,就仔细地把小鞭一层层剥开,将里面的火药倒在一小张纸上,用火点燃,看火星四溅,闻火药幽香,享受其中的乐趣。买红纸是为了自己写对联,以及做一个红灯笼。说到灯笼,就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另一项重要活动:竖灯笼杆。中国东北农村有过年挂灯笼的习俗,一般是先上山砍来一棵尽可能高、尽可能直的树,树干底部大约碗口粗,树高一般十五米左右。抬回家来,将所有枝杈修理干净,在顶部垂直钉上一个将近一米长的木条,木条的尽头拴上一个小铁环,再将一根有灯笼杆两倍长的绳子穿过小铁环,准备工作就做好了,就可以竖灯笼杆了。竖灯笼杆是一份需要体力的工作,要先在院子里冰冻的地上刨一个坑,把灯笼杆立起来放在坑里面,用土把坑填满,再浇上水,等水和土都冻住了,灯笼杆也就竖起来了。在我童年的岁月里,先是跟着哥哥姐姐们竖,到自己长大了,就带着弟弟竖,直到1979年我十六岁上大学。

  大年三十终于到了。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是贴对联;吃过早饭,妈妈把大家叫到一块,给孩子们分糖块和苹果,又把冻梨和冻柿子泡在水盆里化着,然后,给每人冲一碗白糖水,叫我们几个小的好好玩,她就和爸爸开始准备晚饭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中国东北农村在冬天是吃两顿饭的;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大概因为粮食问题有所好转,很多人家也吃三顿饭了,然而大年三十这天仍然是吃两顿饭,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这顿晚饭质量高,吃得又早(一般下午两点左右),加上半夜里还有一顿年夜饭。那时不论生活多么苦,大年三十晚上这顿饭总是很丰盛的:有猪肉、有鸡肉——这些在平常日子是根本吃不到的。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人喝啤酒(不知道城市有没有),我爸爸总是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瓶散装的白酒,家里的成年男人都喝上几口。从早晨贴完对联到吃晚饭这段时间,是感觉最幸福、最充满期待的一段时光。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虽然仍然说不清其中的原因,但我想总归不外乎这几方面:衣兜里有二十多块甜甜的糖块,手绢里包着好几个又甜又脆的苹果;晚饭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等着,吃晚饭前还要放小鞭;晚饭后全家人要坐在一块包饺子,包完饺子后大家一边吃冻梨冻柿子,一边闲谈,或者在大哥的带领下拉琴、唱歌。总之在这段时光里,一家人特别是爸爸妈妈脸上都带着笑容,完全没有了平日里因为缺吃少穿而常挂在脸上的愁苦。现在想起来,这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作为外来户,我们一家不仅仅物质生活非常贫困,在精神上,也时时感受到来自其他一些人的歧视。由于粮食不够吃,爸爸不得不强装笑脸去找生产队长,请求生产队给我们预支一点粮食。然而,不论生活多么困难,过年这几天,爸爸妈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的。

  自从十六岁离开东北边陲那个小村子,就很少有机会再踏上那块亲爱的土地。三十年过去了,对那块土地的牵挂与思念,却与日俱增;尤其是童年过年时的历历情景,时时浮现眼前。(摘自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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